公关策划公司：吕朝：给杨元庆讲解社会责任

　　吕朝做的事常常“超前”，但他只肯“领先半步”。

　　“我们要跟着行业的发展走。如果行业发展是受阻的，我们机构想要发展好是很难的。领先半步即可，就是这么一个节奏。”吕朝告诉记者。

　　吕朝是NPI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恩派”)主任。自创立以来，恩派进入了全国30个城市，编织了一张偌大地域网，孵化草根公益组织达400多家。

　　明年是恩派创立10周年，吕朝用张瑞敏的话总结，“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他觉得NGO也一样，“成绩”因时代而生。

　　前辈领路

　　吕朝之所以能早早走进公益界，完全是因为他做过记者。

　　风云变幻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吕朝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价值观的破碎和重塑，让他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有了很多反思。

　　那是一个将记者称为“大记者”的年代。毕业后，他风光地加入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供职于《半月谈》。经济口、农村口，他都跑过，一年到头，身在全国各地。到基层采访，有时“几大班子饭局作陪”，有时人身安全难保。

　　一次，安徽某县发生血案，县粮食局局长父子被炸死，吕朝跟着自己崇敬的老记者戴煌到当地采访。“当时感觉那个县一窝黑，晚上在招待所睡觉，他们故意搞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招待所周围走来走去。”吕朝告诉《中国慈善家》，自己被吓得用沙发挡住门，当过新四军的戴煌却已梦中鼾起。

　　看到过太多记者前辈的风采，见贤思齐，吕朝学着深入调查，大胆撰文，详细报道。

　　“这段经历非常难得，让我真正从最高层到最低层去了解了中国社会。”吕朝说，新华社当时盛行的调查研究之风让他受益匪浅，但他并未完全适应这份工作。

　　邓小平“九二南巡”后，吕朝带小分队下地方做调研，考察中国期货市场。他跑了十几个省，撰写长文曝光诸多暗角，结果稿子未能上版。类似的事时有发生，他心灰意冷，决定离开。

　　经人介绍，吕朝去了《中国证券期货》杂志。二十四五岁的他成了“差不多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主编”。此后，他下海创立一家营销传播公司。2000年前后，他在北大MBA班结识民政部官员，被邀请到刚刚创刊的《公益时报》做总编。

　　“本来是帮忙的，但当时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结果越陷越深。”吕朝说。

　　基于多年研究，2004年，吕朝作为主要推动者，在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下创办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企业公民的专业协会。

　　同是这一年，中国大多慈善富豪们正睡眼惺忪，吕朝推动《公益时报》和胡润百富榜合作，推出中国首个“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该榜至今每年发布。人们大多看到的是富豪捐款数额，而吕朝的本意却是“寻找中国的卡内基”，他希望看到中国企业家中能出现对公益慈善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人。

　　在《公益时报》的日子里，吕朝结识了朱传一、商玉生、徐永光等中国公益界拓荒者，更与朱传一结成忘年之交。

　　当时，朱、商、徐等人在中国推动第三部门建设，已早早创立北京NPO信息咨询中心(现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统称“恩玖”)。吕朝正打算从《公益时报》离开之际，被朱传一邀请到恩玖担任副主任。

　　“朱传一老前辈对行业理解非常透彻，跟我谈的东西也跟别人讲的很不一样，包括行业的重要性、国内国际发展趋势等等，那次谈话基本奠定了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全面的或者深刻的认识。”吕朝说。

　　除了朱、商、徐三人，在恩玖，吕朝认识了一批中国公益领域的前辈，有杨团、何道峰、阎明复、崔乃夫等人。他们的引领，让吕朝起步便走向中国公益探索的前沿。

　　于锋尖处

　　2005年，商玉生、徐永光等人推动恩玖在北京进行民政注册迟迟未能成功。

　　“上海浦东是当时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一次我们在上海做培训的时候，上海浦东局听了都觉得很好，想把我们引过去。”商玉生告诉《中国慈善家》，当时北京非营利组织发展比较靠前，上海则相对沉闷。

　　在时任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的邀请下，商玉生跟徐永光商议，决定开辟浦东市场。吕朝成了得力人选。

　　2006年1月，中国第一个公益孵化器恩派在浦东成立。

　　吕朝与徐永光想法相同，上海的恩派不能照搬北京的恩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