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策划公司：直到去年4月证监会进驻调查科龙电器
2018-01-11
业内人士透露，“四大”每当进入一个国家或者城市后，都会和当地政府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他们通过和当地政府合作，把自己和监管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这么说，与其他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一样，“四大”用带有强烈功利诉求的“政府公关”手法保证了稳定的业务来源。
研究美国巨型会计师事务所最权威的专家马克·史蒂文斯(Mark Stevens)在一本书中指出，“如果说在过去，各大事务所的合伙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专业人员，其进入商界只是巧合，那么今天，他们却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商人，只是出于巧合才进入了会计职业界。”
2005年，德勤在担任创维公司独立审计机构时，帮助其伪造会计记录，使得创维成功在香港上市，但被廉政公署发现，德勤在香港的会计师行有个合伙人涉嫌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不当利益。
“四大”的神话正在冰释于水。也就是说，“四大”最值钱的，一是人力资本，即合伙人、经理和员工们这些“精英”；二是商誉，国际资本市场上若干年的历史和口碑赋予这些品牌以极高的市场价值。“但精英们往往喜欢拿极高的风险来挑战商誉，从而兑现市场价值，他们习惯于计算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比例，而非作出专业判断和维护公众责任。”这是专门跟踪研究美国注册会计师涉诉案件专业杂志《鲍曼会计报告》的主编阿特·鲍曼(Art Bowman)对“四大”逐利趋势的一个评析。
以此成就的中国新会计准则，2006年初在国资委的层面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就曾表示，结合中央企业的实际，国资委将督促中央企业分批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力争在2008年年底之前全面执行新的会计准则”。
而对于证监会来说，想要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限内，在“德勤对中国审计事业作出的贡献”和“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之间作出一个妥善的平衡，并不那么容易。
同样是在2005年，9月下旬国家审计署发布2004年度16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质量检查结果，公开了19份审计报告存在失实或疏漏的会计师事务所名单，德勤同样“榜上有名”。
正是与当地政府目标契合一致的商业逻辑，成就了德勤在中国天使般的待遇和幸福的蜜月期。如果不是随后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一次风暴，这个蜜月或许会过得更漫长一点。
2003年，德勤作为古井贡公司的独立审计机构，在已查明该公司未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情况下，与其全资子公司汇总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致使当年少缴纳5910万元——德勤却没有在审计报告中指明。结果被国家审计署盯上了。
特别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证监会出台了“补充审计”制度，更是给予了他们一针强有力的兴奋剂。该制度规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并上市的A股公司，除需由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外，还应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实行补充审计。
1979年，安达信首先开始拓展中国大陆的业务。到1992年，安达信开始与财政部合作，成立了中国首家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华强会计师事务所。紧接着，其他“四大”也相继以合作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
一时间，烽烟四起，本土会计师行怨声载道。该制度不久便无疾而终，事实上，这也并不难理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的工作底稿都使用英文，这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常常构成困扰。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英文的工作底稿甚至被认为已经成了这些会计师事务所逃避监管的技巧之一。 TAG:|公关|品牌|
如果继续将名单开列下去的话，毕马威涉嫌在国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中负有连带责任的所谓“锦州港”事件、普华永道因对黄山旅游和京东方两家上市公司的审计纰漏而被财政部责令整改之事……都足以成为这些会计师行无法抹掉的灰色记录。
事实上，德勤真正的兴奋点在于国有资产并购和重组带来的巨大商机。2003年11月19日，在由德勤和国资委联合举办的“北京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上，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白礼德宣布，德勤计划在未来5年至少投资1.5亿美元，用于全面拓展中国业务。这是德勤百余年历史中对单一国家所注入的最大数额的投资。
会计师可以有商人思维吗？2006年 4月11日，来自全国12个省市22个律师事务所的30名律师，宣布共同组成“科龙、德勤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全国律师维权团”（以下简称“维权团”），矛头直指这家全球排名前四的会计师行。维权团正在用行动表达对德勤这种商人思维的愤怒。
德勤却选择知难而上，连续为科龙出具了3年的审计报告，直到去年4月证监会进驻调查科龙电器，它才开始意识到风险所在。2005年5月11日，德勤决定退出。但晚了，它已经很难从监管层的调查和维权团的指责之中全身而退了。
回顾2001年前后，上市公司做假横行，曾一度是笼罩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浓厚的一层阴影。“银广厦”事件令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颜面尽失，“四大”的经验几乎成了监管层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中介机构不独立、会计准则缺失和国际语言不接轨，是当时中国资本市场上最大的顽症。”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一名教授表示。
事实上，在“五大”进入中国时，相关法律是禁止成立外商独资的会计师事务所，他们都选择和国内的空壳事务所合资——以至于所谓的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名义上虽是合资，实质上却是外商独资。至此，“五大”基本上完成了在中国的布局。 2001年银广夏事件爆发。当时的会计丑闻案件，一举摧毁了风头正劲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令境内注册会计师行业整体丧失了公信力，反过来令那些有“外资背景”的会计师行身价陡增。
实际上，证监会已经对德勤涉嫌违规的事实作过调查，并列出了它的“五宗大罪”，这些罪状显示，德勤违反了包括《证券法》在内的众多法律法规，甚至有可能触犯了《刑法》。
天使之命
成绩单是高下立见的：以2004年的业务收入为例，排名第一的普华永道为人民币12.5亿元，四大中排名最后的安永也有6.3亿人民币的收入，与之相比，国内规模最大的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当年的总收入仅为1.5亿人民币，与四大相比相差一个量级。
与此同时，与国资委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德勤，在2006年初的华源集团财务危机的处理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被国资委指定为重组华源的会计师事务所。
2002年，五大之首的安达信倒下了。紧接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ICMA）接连向其余“四大”亮起了黄牌，德勤也不例外。在中国，“科龙门”也并不是德勤唯一一次陷入尴尬的尝试。
“卸妆”之后
不能否认的是，监管层将包括德勤在内的“四大”抬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有着历史上难以回避的苦衷。
民间的气氛仍在高涨。维权团行动宣言发布仅仅7天之后，参与讨伐德勤的维权团成员就增加到50人，所涵盖的省份及直辖市达到15个。来自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毕马威”）的一名人士感叹到，从来没有一场官司能牵动这么多人的神经， “都怪科龙和顾雏军的名气太大了”。
不过，根据现行法规，维权团尚缺少一张来自证监会对德勤的行政罚单，或是法院宣布顾雏军有罪的判决书。而据媒体猜测，前者可能最晚也要到5月底6月初才会下达。
顺风顺水时
作为第三大国际会计师行，德勤从1993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一直为中国财政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出谋划策，这些来自德勤的人中，不乏来自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的成员，他们拥有着丰富的业界经验和良好的口碑。
也有人说，德勤正在为它“敢于接‘四大’其他成员不敢接的客户”这一激进的路线吞下苦果。回溯到2002年7月，德勤刚刚受聘为科龙电器的常年审计机构，接手的是前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达信”）留下的“烫手山芋”。此前由于已经有很多关于科龙和格林柯尔的争议以及传闻，合并了大陆和香港安达信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普华永道”），谨慎地选择了退出科龙的审计业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财政部开始积极与四大接触，这也成为后来“补偿审计”制度出台的背景之一。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德勤在中国的多舛命运不外乎如此。闻名遐迩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规模大小排序，分别是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和安永（安达信倒闭之前，位例“五大”第一位）。根据加入WTO时所签署的协议，(文章由善达上海公关公司整理编辑)，中国需要在2005年12月31日前全面开放会计师服务市场，但事实上对于这些巨头的开放早在上世纪就已经完成了。
据了解，目前在中国境内运作的“四大”，多是注册在香港的“四大”，其合伙人往往不是中国注册会计师，签字风险根本轮不到他们头上。一名曾在“四大”工作过的日本投资银行访问学者对记者说：“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审计师迫于合伙人的压力，被迫签署审计报告，但事发后却往往成为相应合伙人的替罪羊。”
事情的直接起因是：此前一个星期，第一名科龙小股东状告德勤，未被法院受理。按照维权团临时召集人、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宋一欣的想法，成立强大律师团是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助中小股民一臂之力”。
研究美国巨型会计师事务所最权威的专家马克·史蒂文斯(Mark Stevens)在一本书中指出，“如果说在过去，各大事务所的合伙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专业人员，其进入商界只是巧合，那么今天，他们却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商人，只是出于巧合才进入了会计职业界。”
2005年，德勤在担任创维公司独立审计机构时，帮助其伪造会计记录，使得创维成功在香港上市，但被廉政公署发现，德勤在香港的会计师行有个合伙人涉嫌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不当利益。
“四大”的神话正在冰释于水。也就是说，“四大”最值钱的，一是人力资本，即合伙人、经理和员工们这些“精英”；二是商誉，国际资本市场上若干年的历史和口碑赋予这些品牌以极高的市场价值。“但精英们往往喜欢拿极高的风险来挑战商誉，从而兑现市场价值，他们习惯于计算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比例，而非作出专业判断和维护公众责任。”这是专门跟踪研究美国注册会计师涉诉案件专业杂志《鲍曼会计报告》的主编阿特·鲍曼(Art Bowman)对“四大”逐利趋势的一个评析。
以此成就的中国新会计准则，2006年初在国资委的层面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就曾表示，结合中央企业的实际，国资委将督促中央企业分批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力争在2008年年底之前全面执行新的会计准则”。
而对于证监会来说，想要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限内，在“德勤对中国审计事业作出的贡献”和“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之间作出一个妥善的平衡，并不那么容易。
同样是在2005年，9月下旬国家审计署发布2004年度16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质量检查结果，公开了19份审计报告存在失实或疏漏的会计师事务所名单，德勤同样“榜上有名”。
正是与当地政府目标契合一致的商业逻辑，成就了德勤在中国天使般的待遇和幸福的蜜月期。如果不是随后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一次风暴，这个蜜月或许会过得更漫长一点。
2003年，德勤作为古井贡公司的独立审计机构，在已查明该公司未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情况下，与其全资子公司汇总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致使当年少缴纳5910万元——德勤却没有在审计报告中指明。结果被国家审计署盯上了。
特别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证监会出台了“补充审计”制度，更是给予了他们一针强有力的兴奋剂。该制度规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并上市的A股公司，除需由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外，还应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实行补充审计。
1979年，安达信首先开始拓展中国大陆的业务。到1992年，安达信开始与财政部合作，成立了中国首家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华强会计师事务所。紧接着，其他“四大”也相继以合作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
一时间，烽烟四起，本土会计师行怨声载道。该制度不久便无疾而终，事实上，这也并不难理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的工作底稿都使用英文，这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常常构成困扰。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英文的工作底稿甚至被认为已经成了这些会计师事务所逃避监管的技巧之一。 TAG:|公关|品牌|
如果继续将名单开列下去的话，毕马威涉嫌在国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中负有连带责任的所谓“锦州港”事件、普华永道因对黄山旅游和京东方两家上市公司的审计纰漏而被财政部责令整改之事……都足以成为这些会计师行无法抹掉的灰色记录。
事实上，德勤真正的兴奋点在于国有资产并购和重组带来的巨大商机。2003年11月19日，在由德勤和国资委联合举办的“北京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上，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白礼德宣布，德勤计划在未来5年至少投资1.5亿美元，用于全面拓展中国业务。这是德勤百余年历史中对单一国家所注入的最大数额的投资。
会计师可以有商人思维吗？2006年 4月11日，来自全国12个省市22个律师事务所的30名律师，宣布共同组成“科龙、德勤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全国律师维权团”（以下简称“维权团”），矛头直指这家全球排名前四的会计师行。维权团正在用行动表达对德勤这种商人思维的愤怒。
德勤却选择知难而上，连续为科龙出具了3年的审计报告，直到去年4月证监会进驻调查科龙电器，它才开始意识到风险所在。2005年5月11日，德勤决定退出。但晚了，它已经很难从监管层的调查和维权团的指责之中全身而退了。
回顾2001年前后，上市公司做假横行，曾一度是笼罩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浓厚的一层阴影。“银广厦”事件令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颜面尽失，“四大”的经验几乎成了监管层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中介机构不独立、会计准则缺失和国际语言不接轨，是当时中国资本市场上最大的顽症。”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一名教授表示。
事实上，在“五大”进入中国时，相关法律是禁止成立外商独资的会计师事务所，他们都选择和国内的空壳事务所合资——以至于所谓的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名义上虽是合资，实质上却是外商独资。至此，“五大”基本上完成了在中国的布局。 2001年银广夏事件爆发。当时的会计丑闻案件，一举摧毁了风头正劲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令境内注册会计师行业整体丧失了公信力，反过来令那些有“外资背景”的会计师行身价陡增。
实际上，证监会已经对德勤涉嫌违规的事实作过调查，并列出了它的“五宗大罪”，这些罪状显示，德勤违反了包括《证券法》在内的众多法律法规，甚至有可能触犯了《刑法》。
天使之命
成绩单是高下立见的：以2004年的业务收入为例，排名第一的普华永道为人民币12.5亿元，四大中排名最后的安永也有6.3亿人民币的收入，与之相比，国内规模最大的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当年的总收入仅为1.5亿人民币，与四大相比相差一个量级。
与此同时，与国资委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德勤，在2006年初的华源集团财务危机的处理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被国资委指定为重组华源的会计师事务所。
2002年，五大之首的安达信倒下了。紧接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ICMA）接连向其余“四大”亮起了黄牌，德勤也不例外。在中国，“科龙门”也并不是德勤唯一一次陷入尴尬的尝试。
“卸妆”之后
不能否认的是，监管层将包括德勤在内的“四大”抬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有着历史上难以回避的苦衷。
民间的气氛仍在高涨。维权团行动宣言发布仅仅7天之后，参与讨伐德勤的维权团成员就增加到50人，所涵盖的省份及直辖市达到15个。来自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毕马威”）的一名人士感叹到，从来没有一场官司能牵动这么多人的神经， “都怪科龙和顾雏军的名气太大了”。
不过，根据现行法规，维权团尚缺少一张来自证监会对德勤的行政罚单，或是法院宣布顾雏军有罪的判决书。而据媒体猜测，前者可能最晚也要到5月底6月初才会下达。
顺风顺水时
作为第三大国际会计师行，德勤从1993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一直为中国财政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出谋划策，这些来自德勤的人中，不乏来自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的成员，他们拥有着丰富的业界经验和良好的口碑。
也有人说，德勤正在为它“敢于接‘四大’其他成员不敢接的客户”这一激进的路线吞下苦果。回溯到2002年7月，德勤刚刚受聘为科龙电器的常年审计机构，接手的是前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达信”）留下的“烫手山芋”。此前由于已经有很多关于科龙和格林柯尔的争议以及传闻，合并了大陆和香港安达信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普华永道”），谨慎地选择了退出科龙的审计业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财政部开始积极与四大接触，这也成为后来“补偿审计”制度出台的背景之一。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德勤在中国的多舛命运不外乎如此。闻名遐迩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规模大小排序，分别是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和安永（安达信倒闭之前，位例“五大”第一位）。根据加入WTO时所签署的协议，(文章由善达上海公关公司整理编辑)，中国需要在2005年12月31日前全面开放会计师服务市场，但事实上对于这些巨头的开放早在上世纪就已经完成了。
据了解，目前在中国境内运作的“四大”，多是注册在香港的“四大”，其合伙人往往不是中国注册会计师，签字风险根本轮不到他们头上。一名曾在“四大”工作过的日本投资银行访问学者对记者说：“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审计师迫于合伙人的压力，被迫签署审计报告，但事发后却往往成为相应合伙人的替罪羊。”
事情的直接起因是：此前一个星期，第一名科龙小股东状告德勤，未被法院受理。按照维权团临时召集人、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宋一欣的想法，成立强大律师团是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助中小股民一臂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