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关公司：评论：和谐社会与工会理论创新
现实生活中，每当说到劳动者的种种弱势情况时，学术界的人士比较喜欢提出的一个质疑是，中国的工会哪里去了，为什么中国的工会组织不发挥作用？似乎指出工会的问题，学术界的责任就算尽到了。实际上，稍稍反思一番就知道，我国工会作用不尽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学术界。翻翻我们某些学科的教科书，与工会组织相关的内容，不是在“妖魔化”工会，就是在片面宣传工会，明显脱离实际，给人误导。为证明此言不虚，特举例说明如下：
首先看近二十年来的显学——经济学。众所周知，在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中，西方经济学是显学中的显学。中国这二十多年培养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学子，没有接触过一点西方经济学的人是不多的。但是，看看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无论是80年代初期的，还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最新教材，无论是一般性的教材如《西方经济学概论》，还是专门的经济学教材如《劳动经济学》，每当说到工会时，使人耳熟能详的是：工会的存在，抬高了劳动力的价格，造成通货膨胀，阻碍企业经济的正常发展。不言而喻的含义是：工会是市场经济的对立面。
说工会抬高劳动力价格，阻碍企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如果是指二十世纪中后期某些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确，综观20世纪的历史，(文章来自活动策划公司、上海公关公司)，在不少西方国家，工会力量是太强大了。例如，据统计测算，在20世纪，西方国家劳工所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20世纪上半期劳工所得大体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50%—60%，下半期则逐步上升至70%—80%。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工会的努力。
工人收入占到国民收入的70%—80%，企业收入只剩下20-30%，劳动者所得的比重可能是显得高了一些，对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可能会有不利影响，因此，这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对此进行讨论和批评，是十分正常的。
那么，这种对于工会的批评观点是否符合中国工会的实际？看看我们的劳动者收入就知道了。
关于中国目前的劳动者收入，近期有这样一个可以类比的数字。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初，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在全省劳动保障会议上，公开批评一些企业长期“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现象，指出部分企业工人工资成本仅占企业总成本的4%，甚至低于企业用于公关的费用。由于在我国目前，职工的工资收入就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这些企业，劳动者实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这4%高不了多少。
4%多一点对比70%—80%，差距何其巨大。面对这样的数字，难道我们也能说，我国的工会抬高了工人的工资，阻碍了企业经济的发展？面对这样与国外严重倒挂的现实，我们的大学教科书，还能照抄照搬国外的理论，抨击工会的负面作用？在我们的大学课堂，长期讲述这种脱离中国实际、漠视工会积极价值的理论，对市场经济急需的工会观念的普及，对于社会主义公正体系的建设，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近些年来，我国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是要大力发挥工会的作用，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92年确立市场经济模式之后，很快就颁布劳动法，修订工会法等等。但是，勿庸讳言，在我们的许多地方，以投资环境、经济竞争力为借口，有意无意地抑制工会组织作用，是一个普遍的、不争的事实。扪心自问，在这些冠冕堂皇借口之后，我们学界人云亦云，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工会抬高了工人工资、不利于企业经济发展的片面化理论，应不应当承担一点责任呢？
再看看经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以我们的历史学（特别是我们的党史学科）为例。历史学是我们大中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基础课程，对青少年世界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工会是党领导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组织，对于推翻旧政权的残暴、腐朽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在近现代历史上，我们也能发现不少工会组织代表企业员工，与企业协商谈判，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成功事例，例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某些企业工会组织。
但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历史学课程中，我们是怎样向学生传授的呢？我们让青年一代了解到“工会的基本职能是通过集体协商和谈判，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市场经济基本常识吗？恐怕没有。我们关于工会部分的内容大多是，工会组织是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是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毫无疑问，这样介绍工会组织，在革命战争等特殊年代，显然是符合实际和非常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党已经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执政党，法律也规定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是参与劳资关系协商谈判的重要一方，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历史学教科书，难道不应该对工会的作用作更加客观、全面一些的介绍，以避免片面性对莘莘学子的误导吗？
如果通过我们的大中小学的历史学教材，看到的永远都是工会组织进行政治性罢工，与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还要夺取国家权力，可想而知，工会组织在我们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心目中又会是怎样的形象！这样的工会形象，政府、社会怎能欢迎，法律怎能允许，我们的劳动者自己恐怕也不愿接近这样的组织。由此可见，把特殊年代、特殊使命下工会工作形态，片面化解读为正常化的工作，将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很显然，上述问题的存在决不仅仅是经济学、历史学，其他的学科领域，例如政治学、法学等，也或多或少存在。指出上述问题，也并不是指责我们的学界、学者思想或者行为有问题，其根本目的是想通过这些现象的描述，提醒我们自己：我国的工会理论严重滞后了！它不仅滞后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势，更滞后于我国人民对工会这一市场经济核心机制的迫切需要。十多年立法推行由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进行工资集体谈判，却陷入形式主义困境；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在一些企业，工人工资只占企业成本的4%，却没有听到工会的声音；甚至还出现国务院总理为普通的工人讨要工资，等等，这一切都与我们工会理论的滞后密切相关。
面对上述严峻的事实，作为学界的一员，我们今天要做的，不是指责企业的贪婪，指责工会组织的无用，指责某些地方政府的短视和糊涂，而是要认真、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理论成果，牢记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准则，及时修正、创新我们的理论工作，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更为科学、客观的工会理论。
十六大报告曾经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有了创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工会理论，我国的工会组织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劳动者弱势的困局才能顺利解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更加和谐与美好。
